绪    论

何谓不孕?何谓不育?早在我国南北朝时的《褚氏遗书》中已有记载“交而孕，孕而育，育而生子。”说明是先孕而后育，孕和育是不同的阶段，所以不孕症和不育症是不同阶段的疾病。不孕是指育龄夫妇长期同居，性生活正常，未避孕而未能怀孕。主要原因是由于精子或卵子的异常，或生殖道的障碍，使精子和卵子不能相遇、结合或着床。不育是指有过妊娠，但均以流产、早产、死胎或死产而告终，因而从未获得活婴者。因此，不育是卵子与精子已结合，在子宫内膜着床后，胚胎或胎儿成长障碍或娩出障碍或新生儿死亡而不能获活婴。目前临床上，习惯上把女性病因引起的不孕叫女性不孕症，简称不孕症；男性病因引起配偶不孕者叫男性不育症，简称不育症。

不孕不育症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存在，它影响着种族繁衍，因此，伴随着人类诞生而就有的医疗活动中，对生育和不孕不育症倍予重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在我国最早的文字殷商的甲骨文字中，已有相当丰富的有关于生育方面的文字亦就不足为奇了。如：如妇女怀孕，腹中有子的形状；娠字，象女人大腹形。

生育关系到传宗接代，亦关系到母子的安危，因此甲骨文的卜辞中，有不少是卜是否有子。

其后萌芽于殷周的《易经》中提到“天地继绳，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揭示了人类生命繁衍的奥秘。书中亦有“妇三岁不孕”、“妇孕不育”等记载，则是“不孕”、“不育”之最早文字记载。然此时之不育，是指孕而不育，非现代意义之不育症。既然对孕育予以重视，则对于影响孕育的物事，势必亦予以关注。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1世纪的《山海经》中，已经出现与生育有关的药物功效，如其中《西山经》云：“又西三百二十里，曰番冢之山，……有草焉，其叶如蕙，其本如桔梗，黑华而不实，名日骨蓉，食之使人无子。”《中山经》云：“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是山也，宜女子。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鸟焉，名曰鸟，其状如凫，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又说：“又东二十里，曰苦山。……其上有木焉，名曰黄棘，黄华而员（圆）叶，服之不字。”可反映当时人们对不孕不育的认识，因此对药物中有“宜子”和“使人无子”、“服之不字”之告诫。

周代，对孕育的认识更有进步，在《礼记》中有“取妻不同姓”，据《春秋公羊传注疏》说“礼不娶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为同宗共祖乱人伦，与禽兽元别”，所以只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提出，不是由医学卫生方面考虑。《左传·僖公廿三年（公元前637年）》记载，郑人叔詹言及“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公羊传·哀公十二年（公元前557年门说“讳娶同姓”，说明当时对血缘近亲婚配所带的遗传性疾病及对子孙繁衍的障碍已有正确认识。至《周礼》中，为了后代的健康出生、茁壮成长，对结婚年龄有所限制，在《周礼·媒氏》中，提出了“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此时男女届当青春而壮，生殖器官成熟，因而从医学角度看，对避免不孕不育无疑是有利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战事频仍，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促使学术之繁荣，医学也在此期得到了总结，并出现了标志着我国医学理论形成的奠基之著《黄帝内经》以及其他的一批著作。在马王堆出土的稍早于《黄帝内经》的《胎产书》中，有求子的内容。在该书的“禹问幼频”中有“禹间幼频曰：我欲殖（殖）人产子，何如而有?幼频合（答）曰：月朔（月经）已去汁□，三日中从之，有子。其一日南（男），其二日女医（也）。”从上述文字反映的是受孕的日子问题，认为月经净后三天，便是种子的日期。较早的己注意到受孕日期是在经净之后，是求子首先应注意的问题。而现代临床不孕，不少是先教以测基础体温，掌握女子排卵期以行性事，以求增加受孕的机会，从此而言，是不谋而合的，也可视为当时治疗不孕症之措施之一。

在《内经》中，对女子一生的生长、发育与衰老以及随之出现的月经来潮、孕育、绝经等一系列生理变化，有很详细并科学的阐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在《内经》中也有多处述及孕育，《灵枢·邪客》中说：“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用自然界的现象来类比解释不孕的机理。《素问·骨空论》曰：“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系廷孔。……此生病，……其女子不孕。”提出了不孕的病机是督脉有病。对妊娠的诊断也有记载，如《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素问·阴阳别论》说：“阴搏阳别，谓之有子。”《灵枢·论疾诊人》“女子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这些切脉诊断妊娠的理论一直指导着后世妇产科医生的临床。

秦汉期间，对不孕不育症认识进一步提高，主要反映在记述男子原因引起的“无子”，这就是张仲景《金匮·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中记载的“男子脉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是后世治疗男方不育精少、精冷用温肾补涩之理论根据。而对女性不孕，仍持宫寒的观点，如《金匮·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中记载“温经汤……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在成书于东汉时期的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已有治疗男子不育药物的总结，如“阳起石……（治疗）无子，阳痿不起，补不足”；“肉苁蓉强阴，益精、多子……”。

虽然在医学界已对男子引起之“无子”有了认识，但在社会上，仍把“无子”归结为妇女的原因。如《大戴礼记》中男子向妇女提出离婚的理由，名为“七出”，“无子”便是七出之一，所以使妇女背上了沉重的枷锁。然对“无子”之研究应该是促进。汉代医书中有因男子原因而出现“无子”或许即是此影响。

晋唐时期，临床医学发展很快，出现了不少临床医学之总结，如《肘后备急方》、《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至今指导着临床实践，也出现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在这些书中，不少涉及了不孕不育症的诊断和治疗。《针灸甲乙经·妇人杂病第十》有“女子绝子，阴挺出，不禁白沥，上戮主之。”针灸已用于治疗女子不孕。《小品方》为南北朝时期一部著名的经方书，曾被唐政府规定为学医的必读之书，惜乎已佚。自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小品方》公诸于世及学者辑佚本问世，《小品方》卷七中有专篇“治妇人无儿诸方”已为世所公认，尽管仍全部佚失无存，但从此卷目可见，当时对“无儿”己有专门研究及处理方法。南北朝南齐医家褚澄《褚氏遗书》首次提出父母的年龄及体质可以通过遗传影响下一代。书中之“父少母老，产女必赢；母壮父衰，生男必弱……补赢女则养血健体，补弱男则壮脾节色”，并再次重申了“男必三十而子”，“女必二十而嫁”，则“阴阳充实而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为子，坚壮强寿；否则“未笄之女”结婚，必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并记载了补养导引的治疗方法治疗无子：“月初出时，日入时，向月正立，不息八通，仰头吸月光精，入咽之，令人阴气长。妇人吸之，阴气益盛，子道通，阴气长，益精髓脑。少小者，妇人之四十九已上还子；断绪者，即有子。久行不己，即成仙矣”。

《诸病源候论》，为隋代医家巢元方等编著，书中有“无子候”篇。在此篇中，不仅提出了“妇人无子”的原因“妇人无子者，其事有三也。一者坟墓不祀；二者夫妇年命相克；三者夫病妇疹，皆使无子。”此三者中，一、二虽涉于迷信，但确实也有夫妇两人各自再婚后又多有生殖能力之现象，亦是限于当时科学水平只能归结为“年命相克”了。而第三则明确提出了夫妇多有病而导致“无子”，而不是妇女单方面的原因，开辟了不孕症治疗上的新篇章。

在此“无子候”中，作者巢元方还提出了“诊其右手关后尺脉，浮则为阳，阳脉绝无子也；又脉微涩，中年得此，为绝产也；少阴脉如浮紧则绝产恶寒；脉尺寸微弱，则绝嗣不产也”，这里蕴涵了两个概念，无子则为原发性不孕，而中年绝产及绝嗣不产则为继发性不孕。对于妇女原因引起之无子候，书中又分“月水不利无子候”、“月水不通无子候”、“子脏冷无子候”、“带下无子候”、“结积无子候”等进行详述。子脏冷为承袭汉代宫寒不孕的病因；而月水不利、不通、带下、结积无子从描述症状看，尤类今之盆腔、输卵管炎、子宫肿瘤等导致之不孕。

唐代医家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在其著作中，《千金要方》有3卷、《千金翼方》有4卷专述与妇女特有或有关的疾病，因此可以认为是至宋代出现妇科专著的奠基。在此两《千金方》中，均将“求子”作为第一篇，可见其对不孕不育症之重视。在其著作中，再次肯定了“凡人无子，当为夫妻俱有五劳七伤、虚赢百病所致，故有绝嗣之殃”，即女子、男子均可因劳伤、虚赢、百病导致不孕不育。为此，他提出了“治之法：男子服七子散，女服紫石门冬丸及坐药荡胞汤，无不有子也”，从“七子散治丈夫风虚目暗，精气衰少，无子，补不足”，可见辨证是为气虚且肾阳、肾精不足，故而所用大多是补肾温阳、健脾益气之药，而用于女子之朴硝荡胞汤，治“全不产”和“断绪久不产三十年者”，则基本上是养血活血、攻下桂瘀之药，服后“必下积血及冷赤脓如赤小豆汁。本为妇人子宫内有些恶物令然”，并配合有坐导药方，纳妇人阴中，亦“必下青黄冷汁”。另有用白薇丸、承泽丸、硝石大黄丸、秦椒丸等，亦多是攻补兼施，服后亦“当有所去”、“下长虫及青黄汁”等。可见是为宫中有冷血、微瘕而设；另一方紫石门冬丸则为温肾补阳、养阴补血之药，则为虚赢宫寒而设。另有专为男子而设之庆云散，云属古代求子所用，“主丈夫阳气不足，不能施化，施化无成”，则与汉代所持男子“精气清冷”导致不育相一致，是一脉相承的。

孙思邈并开始应用灸法于治疗绝子、绝嗣不生。有“绝子，灸然谷五十壮”、“绝嗣不生，胞门闭塞，灸关元三十壮报之”、“妇人绝嗣不生，灸气门穴。在关元旁三寸，各百壮”、“妇人子脏闭塞不受精，疼，灸胞门五十壮”、“妇人绝嗣不生，漏赤白，灸泉门十壮，三报之”等等，可见灸疗法在不孕不育症之应用，已至为广泛。

唐代的本草，首次出现以功效作为药物分类的依据，依次介绍具有相同功效的药物，如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具有药典性质的《新修本草》中，就有无子功效之目，其下列有紫石英、阳起石、桑螵蛸、秦皮、石钟乳、紫葳、艾叶、卷柏等八味，是当时临床用药经验之总结。

宋金元时期，由于当时特别是宋代皇帝对医药的重视，不仅皇帝亲自救撰医方、本草，设翰林医官，还成立校正医书局、和剂局等机构，使医药的发展又出现一个新高峰——又一次的理论总结。而妇产科在唐代发展基础上，正式独立成科。宋代的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设九科中，产科为其中之一，是妇产科独立成科的标志。当时之产科是包括妇科在内的。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齐仲甫的《女科百问》、《产宝杂录》、郭稽中之《妇人产育保庆集》、《妇人方》、陈素庵《陈秘兰妇科》、《妇科医要》、《陈素庵妇科补解》、杜收对《产育宝庆集》作了附益，冀致君作《校附产育宝庆集》、严用和著《校正郭稽中产后二十一论治》与《校正时贤胎前十八论治》等的问世是这一时期妇产科理论形成、发展的反映。

本时期妇产科的特点是一改宋以前以求嗣为第一，而对经带之研究予以重视，因此在妇产科著作中是经带疾病在前，胎产在后，《妇人大全良方》即是将“月经序论”放在首卷首篇，并日“若遇经行，最宜谨慎，否则与产后症相类”。《陈素庵妇科补解》说“妇人诸病，都由经水不调。调经，然后可以孕子，然后可以却疾，故以调经为首，序于安胎、保产之前。”《本事方》说“凡妇人有白带是第一等病，令人不产育，宜速治之”，突出了经、带与不孕不育症之密切关系。

对于“元子”之病因，在《妇人大全良方》中曰“夫无子者，其因有三：一坟墓风水不利，二夫妇年命相克，三夫妇疾病。坟墓不利，年命相克，此非药力可致。若夫妇疾病，必须药饵。然妇人元子，或劳伤血气，或月经闭涩，或崩漏带下。右尺浮则为阳绝，或尺微涩，或少阴脉浮紧，或尺寸俱微弱者，皆致绝产。若调摄失宜，饮食失节，乘风袭冷，结于子脏，亦令无子也。”比较隋唐时期，不仅在认识上对经、带引起之不孕予以重视，而且在治疗上除沿用唐以前历代传下之七子散、荡胞汤、紫石门冬丸等，又开创辨证论治之先河，如治妇人冲任虚寒之诜诜丸；治子宫虚冷、带下白淫之艾附暖宫丸；治妇人羸弱、血虚有热、经水不调、崩漏带下、骨蒸等疾导致之鸟鸡丸等，骨蒸类今之结核病，可见此时已发现骨蒸 （子宫结核）引起之不孕症。

金元时期，金元四大家分别以“六气皆从火化”（刘完素），“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李果），“邪去正自安”（张子和），“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朱丹溪）立论，创寒凉、补土、攻下、滋阴四派，学术之争鸣，促进了金元时期医学之发展，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在治疗妇产科疾病方面，亦突出了各流派的学术特点，如张子和每周攻下法治不孕，如其撰《治百病法》卷二，即记载治“妇人年乃二三十者，虽无病而无子，经血如常，或经血不调，乃阴不升阳不降之故也。可独圣散，上吐讫冷痰三二升；后用导水丸、禹功散，泻讫三五行及十余行；或用无忧散泻十余行；次后吃葱醋白粥三五口。胃气既通，肠中得实，可服玉烛散。更助以桂苓白术丸、散，二药是降心火，益肾水，既济之道，不数月而必有孕也”，就是佐证；朱丹溪则对痰湿为患导致不孕有较深认识，《金匮钩玄·卷三》认为肥盛妇人不能孕育者，以其身中脂膜闭塞子宫，而致经事不能行。“可以有导痰汤之类，亦可调理药……却后服螽斯丸。”此外提出“瘦怯妇人不能孕育者，以子宫无血，经气不聚故也”，“妇人气盛于血，所以无子。前者治以四物汤，养血、养阴等药，后者治以抑气散。”丰富了不孕不育症诊治的内容。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中后期的时期。一方面，封建礼教之禁锢较唐宋时期更为厉害，对妇女摧残更甚；另一方面则是在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也带来了一些科学文化，包括医学在内。

从妇产科来说，妇产科学术著作可说是繁荣时期，即使在综合性著作中，妇产科也占有很大的篇幅，至今指导着中医妇产科临床。如薛已的《女科撮要》、万全的《广嗣纪要》、《万氏女科》、《万氏女科汇要》、《万氏妇科达生编》、武之望的《济阴纲目》、女医家杨谈的《女科杂言》、龚居中的《女科百效全书》、岳甫嘉的《医学正印女科》及综合性著作中的《女科证治准绳》（王肯堂《证治准绳》）、《妇人规》（张介宾《景岳全书》）等等。

在此时期，辨证论治己较广泛运用于临床。因此，在不孕不育证治方面有较大进展，如楼英之《医学纲目·妇人部》即有“每见妇人之无子者，其经必或前或后，或多或少，或将行作痛，或行后作痛，或紫或黑或淡，或凝而不调，不调测血气乖争，不能成孕矣”，“详不调之由，其或前或后及行后作痛者，虚也。其少而淡者，血虚也。多者，气虚也。其行将作痛及凝块不散者，滞也。紫黑色者，滞而夹热也。治法：血虚者四物汤，气虚者四物加参、芪，滞者香附、缩砂、木香、槟榔、桃仁、玄明，滞久而沉瘤者吐之下之，脉证热者四物加芩、连，脉证寒者四物加植、附及紫石英类是也。直至积去、滞行、虚回，然后血气和平，能孕子也。”这种辨证论治的方法、方药，至今在临床仍很实用，是月经不调导致不孕的治疗法之一类。

张景岳在《类经附翼》申对子宫位置作了正确的描写。其曰“夫所谓子户者，即子宫也，即玉房之中也，俗名子肠。居直肠之前，膀胱之后……而子由是生。子宫之下有一间，其在女者，可以手探而得。”这与现代妇科检查方法相仿，然由于封建礼教之大防，扼杀了这一进步。张景岳对不孕症也有较深刻之阐述，在《妇人规》中指出“不生不毛者，出于先天之禀赋，非人力为也”，是对绝对性不孕之描述，又说“不知产育由于血气，血气由于情怀，情怀不畅，则冲任不充，冲任不充，则胎孕不受”，认为精神因素亦可导致不孕症之发生。他还说“凡唇短嘴小者不堪，此子处之部位也；耳小轮薄者不堪，此肾气之外候也……“通过脏象来推断不孕，是诊断不孕的一种新方法。对不孕症之治疗，《妇人规》还提出“种子之方，本无定轨，因人而药，各有所宜。故凡寒者宜温，热者宜凉，滑者宜涩，虚者宜补，去其所偏，则阴阳和而生化着矣。”是辨证论治的体现。又说“精不充实，则胎元不固……”提出填补命门的种子法则，即补肾填精，培根固本的治疗方法，也是对不孕症治疗的充实。万全在《广嗣纪要·择配篇》中提出了“五不女”的观点，他说“一曰螺，阴户外纹如螺丝样，旋入内；二曰文，阴户小如箸头大，只可通，难交合，名曰石女；三曰鼓花头，绷急似无孔；四曰角花头，头削似角；五曰脉，或经脉未及十四而先来，或十五六而始至，或不调，或全无，此五种无花之器，不能配合太阳，焉能结仙胎哉？”“螺”类似于先天阴道不完全横膈；“文”为先天性阴道狭窄；“鼓花头”为处女膜闭锁，“角花头”为阴蒂过长，类似于两性人，故为女性生殖器官先天发育畸形导致不孕。“脉”属月经不调，或可引起不孕，因此，从不孕不育症研究来看，万全已对女性生殖器先天畸形导致的不孕作了总结。对男子，他总结为 “五不男”，即“天”（生殖器官短小若无）、“漏”（男子精关不固，常自遗泄）、“犍”（阴茎被割）、“怯”（阳痿）、“变”（两性畸形），其中天、犍、变与男性生殖器官有关，漏、怯为常见引起不育的男科病，因此可见万全对不孕不育症之贡献，特别是“五不男”的发现，是不孕不育症研究的一大进步，因为研究重点不再偏重于女性；也说明尽管封建礼教在明代禁锢甚剧，如《医学入门》记载：“……或证重而隔帐诊之，或证轻而就门隔惟诊之，亦必以薄纱罩手。贫家不便，医者自袖薄纱。寡妇室女，愈加敬谨，此非小节……”导致明代妇产科的四诊名存实亡。然作为研究医学科学的医生，不少人仍不受影响而有所发现和提高。此期医家，对生理解剖之重视，是否与西方生理、解剖学之传人有关，尚无证据。

在赵献可之《邯郸遗稿》中，记载了“凡妇人生理不顺怕产者，宜服九龙丹则不娠，其故何也?此药能令脂膜生满子室，不受孕矣。如后要嗣而受孕者，以车前子为末，温酒服一钱，敬服仍可以受孕，极善之法也……（九龙丹）男子服之精涩体强，女子服之则不孕。”可见明代已有应用药物避孕者，同时还有解除避孕药作用促使复孕者。其效果如何，书中未见详载，值得临床作进一步研究。

清代承袭明代，在临证经验方面更见丰富，在辨证论治方面更为娴熟，妇产科著作也不断增多，如秦之侦《女科切要》、萧埙《女科经纶》、陈治 《济阴近编》、钱俊 《济阴纂要》、《保产良方》、沈尧封《沈氏女科辑要》、沈金鳌《妇科玉尺》、傅山《傅青主女科》、叶桂《叶天士女科医案》、肖山竹林寺僧撰的《肖山竹林寺女科》等等，其中以《傅青主女科》、《肖山竹林寺女科》流传最为广泛，影响也最大。

在不孕不育症研究上，傅山对带脉予以重视，认为“带脉者，所以约束胞胎之子也。带脉无力，则难以提系，必然胞胎不固，故曰带弱则胎易坠，带伤则胎不牢”，为不孕育治疗开新河，故有完带汤之设。而王孟英在《沈氏女科辑要》中提出“妇人之病，虽以调经为先，第人禀不同，亦如其面。有终身月汛不齐而善于生育者，有经期极壮而竟不受孕者。……始知古人之论，不可尽泥；无妄之药，不可妄施也”。认识到月经不调可以导致不孕，但不是不孕的决定性因素。陈士铎在《辨证录》中提出“妇人有腰酸背楚，胸中胀闷，腹内生瘕，日日思寝，朝朝欲卧，百计求子，不能如愿。……况任督之间有疝瘕之症，则外多障碍，胞胎缩入于疝瘕之内，往往情不能施”，是对徵瘕内阻导致不孕症进一步阐述。

对于不孕不育症之原因，在《傅青主女科》、《竹林寺女科》中有较系统之总结，如 《傅青主女科》将不孕归结为身瘦不孕、胸满不思饮食不孕、下部冰冷不受孕、胸满少食不受孕、少腹急迫不孕、嫉妒不孕、肥胖不孕、骨蒸夜热不孕、腰酸腹胀不孕、便涩腹胀足浮肿不孕等十种，分别用养精种玉汤、并提汤、温胞饮、温土硫磷汤、宽带汤、开郁种玉汤、加味补中益气汤、清骨滋肾汤、升带汤、化水种子汤为治。《竹林寺女科》除述有妇人虚弱不孕 （治以毓麟珠）、脏寒不孕（治以续嗣降生丹）、形肥不孕（治以涤痰汤或丸）、瘦弱不孕（治以大补丸）、素弱不孕（治以八珍益母丸）、相火盛（治以一阴煎）、脾胃寒（治以补中丸）、气郁不孕（治以合欢丸）、血滞不孕 （治以五物煎）、经乱不孕（治以种玉酒）、经水不调（治以大生丸、调经种玉丸）等，还特别列述了男子导致之不孕，称为艰嗣。分为男子阴虚艰嗣 （治以左归丸）、精少艰嗣（治以固本丸）、瘦弱艰嗣（治以无比山药丸）、精冷艰嗣（治以菟丝丸）、精寒艰嗣 （治以毓麟珠）、虚寒艰嗣（治以还少丹）、精薄艰嗣（治以梦熊丸）、精滑艰嗣（治以种子丹）、精清艰嗣（治以固本健阳丹）、阳痿艰嗣（治以赞育丹）、阳虚艰嗣（治以右归丸）、火盛艰嗣（治以补阴丸）、阳极艰嗣（治以延年益嗣丹）、鸡精艰嗣（治以壮阳汤）等14类，是为妇产科著作中涉及男子引起不孕诊治最丰富的著作。由于这两种著作分类详细，用方明确，可对号入座，因此影响有清一代不孕不育症之治疗，并继续影响今日之临床，其所用方剂，不少是自古就有者，经此而益为临床重视。

此外，有唐容川之《血证论》，对结核病导致胎儿不育有所详述，其曰“世谓妇人有胎，复得咳嗽发热骨蒸，或吐血，或梦交，名为抱儿痨。其胎不能孕满十月，或七八月，或五六月，胎便萎堕，儿不长成。其每坐产之后，不得满月，定然废命。”认为“抱儿痨，困惫之极，胎不能保，则亦无须存胎，单以保产母为急……听其安可也，堕亦可也，胎既下后，但照正产，按法治之，去瘀生新，自无不愈。”提出“治抱儿痨以保养肺金为第一要法”这种不主张保胎，而以保全母体为首要，以保养肺金为治疗大法，对结核引起之不孕、早产、胎发育不良等，无疑开拓了思路。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提出“少腹逐瘀汤”“去疾、种子、安胎，尽善尽美，真良善方也”，为活血化瘀法在不孕不育治疗开辟新途径。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传教士以传播医学为手段，为其侵略服务，然教会医学院校、教会医院等的创办，医学留学生的派遣等，客观上也将西方医学传人了中国，并发展成西医学在中国立足，开始与中国传统的医学并存并竞争。在此形势下，出现了一批中西汇通派，如王学权《重庆堂随笔》、石寿堂《医原》、王宏翰《医学原始》、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朱沛文·《华洋脏象约纂》都有有关女性生殖器官或胚胎理论之阐述，是中西汇通之初步，然对不孕不育涉及甚少。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中西医结合政策、提倡西医学习中医后，一批西医学习中医，参与中医实践，研究和总结中医经验，于是在医学界出现了一批中西医结合工作者，而大量中医也开始学习现代医学，通过临床和实验研究的结合，中西医结合在妇产科领域内也结出了丰硕成果。

在50、60年代，由于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西医工作的开展，中西医结合医生的产生，在妇科治疗不孕不育症方面，出现了应用西医生理、病理概念结合中医辨证方法治疗。如凡不孕者，均经西医诊断，任何类型的不孕症，凡经检查证实为无排卵者，除主治所属证型外，均适当配合促排卵法，常选用如巴戟肉、仙灵脾、吴萸、破故纸、菟丝子、覆盆子等补肾温阳药，以促排卵；如属输卵管不通者，则运用理气活血、祛瘀止痛、软坚散结法等，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也仍有用传统中医辨证论治者，而治疗男子不育与女子不孕，也有学者以男者重在补肾益气，女子重在调益冲任、理血调经为法者。

60年代开始，认为“肾-冲任-天癸-胞宫”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生理功能极为相似，因而用“中药人工周期”治疗闭经。之后，中药人工周期，应用到无排卵性不孕。至80年代，中药人工周期疗法在临床应用增多，方法各异，以调整“肾-天癸-冲任-胞宫”之间的机能平衡。如中周Ⅰ号以补肾为主，经净后用乌鸡白凤丸、胎盘片补冲任，排卵前期及排卵期以补肾为主，用芙蓉合剂加减，促使卵泡发育，排卵；经前期及经期，以活血调经为主，用调经活血合剂，促使月经来潮；中周Ⅰ号以活血化瘀为主，经后期则以补肾气、养冲任为主，用促卵泡汤，亦有排卵前期或排卵期以活血化瘀为主、排卵后期以调肝肾养冲任为法者等等；亦有温肾暖宫为主的中周Ⅲ号以及其他中药人工周期法，均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1984年程泾著《月经失调与中医周期疗法》一书，完整阐述了中医周期疗法的定义方法及适应症，提出了在辨证的前提下，按月经神经内分泌周期分期用药的调冲十四法的创新见解。对输卵管不通，有开始应用温经逐瘀法者，亦有不少成功的病例。对输卵管炎性阻塞性不孕，刚采取内外并治，周期给药。亦有学者研究了不孕症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及卵巢功能失调的关系，认为辨证属肝郁气滞者占60％，幼稚子宫及无排卵者以肾虚居多，盆腔炎症与输卵管不通以肝郁气滞为多见。基础体温、子宫内膜与不孕症的关系提示，肝痰气滞与黄体不健有关，肾虚与排卵障碍有关。证与子宫内膜提示，肝瘀气滞型以内膜腺体分泌不足为主。

80年代，亦有中西医药结合治不孕症者。如张萝兰用川断、破故纸、菟丝子、延胡、香附、木香、川楝子、当归、川芎、金银花煎汤内服，如附件炎或包块加用抗生素或激素治疗；宫颈糜烂用电熨术；宫颈粘连狭窄用扩宫术；子宫发育不全或月经不调者用人工周期。乌兰以少腹逐瘀汤为主，联合应用人工周期疗法，并配合在X光下行输卵管通气术。林至君用简化中药人工周期法、绒毛汤疗法，扩宫送精疗法联用治疗排卵功能障碍患者，达到8/9例成功的好成绩。80年代末，杨慧珍则按月经周期性给药，排卵前补肾活血，给促排卵方；排卵期补肾固冲任，给促黄体生成方；黄体期（排卵期）基础体温高双相的第1-5天，给克罗米芬50mg，中西药结合，妊娠率达76%。

90年代，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继续在临床应用，周期治序也较为常用，亦有结合实验研究者，如任长征等研究微量元素含量与肾虚不孕的关系，测定血中14种微量元素，如A1、Mn、Cu等，治疗前12种元素在正常范围（包括Cu）而A1、Mn降低；治疗后Cu显著升高，A1、Mn依然低下，认为Mn、A1含量低下可能直接参与了肾虚不孕的发病，与Cu亦有关系。又测定雕激素受体含量变化，发现治疗前雄二醇（E2）和子宫内膜雌激素受体（ER）较正常低，治疗后E2、ER随治疗好转，含量同步升高等。有研究用针灸治疗卵巢功能低下者，如马仁海等取关元、中极、子宫、大赫、肾腧及胸5-腰4夹脊穴为主，另设乙芪酚西药对照组分别观察56例、55例，结果两组有效率分别为76．78％-47．27％，针刺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中药结合灸治也有涉及，如张红报道药灸结合治疗肾虚不孕症46例，药灸结合受孕率达47．8％。金维新等用罗勒胶囊治疗排卵功能障碍性不孕91例，排卵率达91．2%，妊娠率达25．3％，排卵率优于克罗米芬组；王玉兰用益气安胎汤治疗ABO血型不和所致习惯性流产27例，药后IgG抗体有下降。

此外对免疫性不孕也有专题研究，如朱小纾、侯玲玲从中医辨证分析，认为本病的发生与经行、产后感染邪毒或房事不节有关，前者分阴虚火旺兼湿热及阳虚瘀浊两型论治，以调整阴阳为本，兼利湿热、祛湿毒、化瘀血；后者着重活血，同时注重清解瘀毒、泻利透散、补血滋阴、补益冲任。夏成桂对AsAb阳性的不孕症临床分型亦同朱氏，分别用滋阴抑抗汤或助阳抑抗汤加减治疗，并据月经周期中阴阳消长及转化而施用。观测50例，结果AsAb转阴19例，受孕17例，AsAb有所改善、好转8例，无效6例。罗颂平等则从肾论治免疫性不孕，以滋肾补肾、活血化瘀为原则，观测33例，结果AsAb阴转23例，妊娠8例。

尽管古代医家对男子引起之不育已有一定认识，并亦进行了研究如已在前面述及者有孙思邈、傅青主等，清代医家陈士铎的认识也有一定意义，如他在《石室辨录·论子嗣》一篇中指出：“男子不能生子有六病。……一精寒也，一气衰也，一痰多也，一相火盛也，一精少也，一气郁也。”是对相对病理性不育症症因之描述和补充。然而由于过去认识上的偏差，常把不育原因归咎于妇女，所以对男性不育症的研究，显然不及对女子不孕之有成果。随着医学的进步，认识的提高，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逐步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日益加重，同时人类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也有较大变化，人体正常生物活动规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和破坏，大气污染、噪音、放射性物质、化学毒物等均可损害男性的生殖细胞，影响及男性的生殖机能，而吸烟、吸毒、酗酒、性传播疾病等导致了人体内环境的紊乱，生殖腺、生殖道损害，导致男性不育症的增多。因此男性不育症已不断受到重视，对之研究也逐渐加深。特别是男性学的出现，男科疾病正在逐渐独立成为医学的一个分科，男性不育症作为男科疾病之一，不仅临床研究有所深入，并且也进行了实验研究；诊断上每每结合西医学检查和方法，对辨证论治有所启发。目前中西结合临床治男子不育症，从古代以虚症为男性不育症的重要证型，已发展到分为肾虚、相火亢盛、脾气虚弱、气血两虚、肝气郁滞、湿热下注、寒凝肝脉等，可见对邪盛方面亦予以了注意。对免疫性不育方面，中医药治疗亦显示了一定优势，应用滋阴补肾、清热解毒、活血化疲、利湿化浊、健脾桂痰等法组方内服，没有长期应用激素的副作用，安全有效，是较有发展前途的治疗方法。对自古沿用至今治疗男子不育症之五子衍宗丸的实验研究发现，它能治疗肾虚不育、阳痿早衰、精寒无子、遗精滑泄、小便余沥等多种病症。且发现此方有保护睾丸生精功能，调节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抗衰老、降血糖、抗氧自由基、增强免疫等多种功能，是对五子衍宗丸作用机理的研究成果。国外亦有类似研究，如日本研究者探讨了补中益气汤治疗少精症的作用机制，太田等发现在应用该汤后，血中睾酮增加而雌二醇降低，证实补中益气汤对睾丸产生影响，使之功能正常，促进生精；安井等将精子置于含补中益气汤培养液中培养，发现精子发生顶体反应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穿透明带仓鼠卵实验亦证明，经过培养，穿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者均说明该中药方剂可提高精液质量、改善精子状态而起治疗作用。

人类通过结婚、两性生活生育后代称正常生殖或自然生殖，随着现代生殖医学的发展，人类的生殖方式不再全是自然而然的了。凡不经两性性交而用人为方法产生新一代个体的方法称为生殖工程或生殖技术，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生殖技术和对不孕不育症的治疗方法有了日新月异的改观。1890年美国Dulemson首先创用人工授精，成了生殖技术的开拓者。1978年英国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则又标志着一个生殖技术新世纪的开始，随后生殖医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在世界各地蓬勃兴起。当今，生育与不孕已发展成为医学领域中最活跃的边缘学科之一。80年代后期以来，在生殖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通过遗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精密结合，使人们对生殖过程中的基因调控、激素作用机制、生长因子及其受体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相关联系的内镜检查、纤维技术、冷冻技术、B超技术等的相应发展，以及有机化学工业的发展，成功地合成了各种高效生殖激素，更进一步促进了不孕与不育的诊断和治疗。90年代以来，通过基因工程融合技术和生物化学重组技术，生产了高纯度的促卵泡激素（FSH）、黄体生成激素（LH）、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生长激素和胰岛素等。这一成熟大大地推动了一系列诸如体外授精和胚胎移植（IVF-ET又称试管婴儿）、配子输卵管移植 （GIFT，又称改良试管婴儿）、配子宫腔内移植 （GIUT）．卵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CSI）等一系列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并提高其成功率。英国克隆羊多利的诞生，虽至今尚有争议，但毫无疑问它将为人类进一步揭开生殖之谜向前迈进一大步。

我国首例“试管婴儿”、“输卵管配子移植婴儿”的诞生（1988年，北京），首例“宫腔内配子移植”（1992年，山东）及首例“卵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1996年，广州）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辅助生育技术的研究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中西医结合治疗不孕不育症已有近30年的历史，亦已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如何更好地运用现代日新月异的科技知识，使中西医结合升华到更高的阶段，使之成为世界医学之最，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我们坚信，中西医结合治疗不孕不育症是有非常光明的前景的。